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思考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本文从地级市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把握数字经济赋能时机，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攀升提出具有启迪性的建议。
1.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国际金融论文参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催生出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并以其独有的方式重新塑造全球生产布局。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将生产环节进一步分割细化，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国进行再次配置，实现价值链体系的重构。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动力，数字经济正在逐步替代服务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导向。数字经济推动的价值链重构，为价值链中低端国家提供了向高端跃进和后发赶超的大好时机。
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来看，2021年，中国信通院所测算的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增加值达到3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6%，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2%，高于世界同期增速，同时高于同期GDP增速7.8个百分点，表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①尽管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增值，但是，在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变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一方面，我国地区企业长期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局，产业核心技术匮乏，一旦“链主”国家对我国实行核心技术产品断供，将会导致我国局部产业链断裂，陷入“卡脖子”的窘境；另一方面，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可替代性增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拉大，阻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整体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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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从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地级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且利用调节效应模型研究小城市周围中心城市数量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作用，以此来分析中心城市对周围小城市可能产生的“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大小。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关于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文献综述。这一部分通过对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厘清文章研究思路。
第三章，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分析。通过理论分析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中心城市对周围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
第四章，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本章通过熵权法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度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不同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情况进行分析，从中探究出城市数字经济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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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2.1.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际上对数字经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围界定，因此，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与结果也不尽相同。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增加值测算法和指数分析法。
对于增加值测算法，Machlup（1962）和Porat（1977）开启了增加值测算经济发展水平的大门，主要用于测算知识经济以及信息经济的发展水平。近些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方法被逐步用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研究。美国经济分析局根据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的增加值规模进行了测算以此得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BEA，2019）。在国内，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就采用了价值增值的方法。许宪春等（2020）借鉴BEA的测算方法并结合国家统计局的产品分类《统计用产品目录》对数字经济相关的产品进行分类，对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且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韩兆安等（2021）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发展特征以及地区差异。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增加值测算方法更多用于国家、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研究和分析，对于更进一步的测算研究，学者们多采用指数分析法。
对于指数分析法，囿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不同的学者构建的评价体系不尽相同，可以划分为单一指标评价体系和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数字经济产生于互联网，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也多起始于对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度。一些学者从信息通讯技术（ICT）的使用情况来衡量互联网发展水平，Hellmanzik等（2015）和施炳展等（2016）使用双向网址链接的数量来测度互联网发展水平；沈国兵等（2020）通过企业是否拥有新浪微博来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并以企业是否拥有邮箱和主页作为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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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2.2.1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测度的相关研究
在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以WIOD数据为依据，以增加值贸易为基础的价值链嵌入测度方法已经普遍达成共识，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层面的价值链嵌入测度已经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基于此，不少学者用不同方法测算了企业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
在企业层面，Upward等 (2013) 在Wang等 (2013) 的方法的基础上， 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算了中国企业的国外增加值；但是该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张杰等（2013）考虑到中间贸易代理商的存在会使企业的部分海外中间投入品并非直接从海关进口所得，导致企业进口的中间投入额被低估，就在其基础上剔除中间代理商样本企业进行测度；吕越等（2016）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口产品类型保留中间产品、剔除中间贸易商样本、剔除过度出口企业和过度进口企业样本、剥离国内中间投入的海外成分（假定5%）四个方面进行改进，形成了更加精确的企业出口国外附加值测算方法。
在行业层面，张少军等（2013）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行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用以衡量各个行业短期内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王玉燕等（2014）利用1999-2012年2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投入产出表与索洛残差法测算了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刘维林等（2014）采用二次优化算法对区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估算，得出用以反映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各项国外附加值率指标；王孝松等（2017）采用WIOD数据库测算1995-2011年份国家（地区）－行业维度的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指标，再将各行业的双边增加值率取平均值得到计算结果。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城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测算缺口也逐步被填补，邵朝对等（2017）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和30个省份间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详细识别每一笔进出口交易的省份，计算该省份的进口中间品占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省份的GVC嵌入程度；余泳泽等（2019）在此基础上利用海关数据测度了2002-2013年中国230个地级市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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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理论分析 .................................. 13
3.1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直接效应 ............................ 13
3.2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作用机制 .................... 14
4.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 19
4.1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测算 ........................... 19
4.1.1测算方法 ............................... 19
4.1.2测算结果分析 ........................... 20
5.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实证检验 ......................... 27
5.1计量模型构建 .......................................... 27
5.2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28
5.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实证检验
5.1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韦施威等（2022）将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基于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的结果，通过比较中心城市和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差异，进一步研究中心城市对周围小城市数字经济影响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作用。本文参考韦施威等（2022），通过经纬度计算出各地级市之间的空间地理距离，剔除中心城市样本，选取小城市周围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中心城市的个数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同时考虑到小城市周围中心城市的个数（BIGCITY）这一变量不随时间变化，会被个体固定效应吸收，因此未将其放入模型中，故模型设定如下：
ititixitititGVC=β+βdig +βBIGCITY×dig +βControl+μ+μ+ε0123lnlnln （5-3）
其中，GVCit表示i城市t时期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digit表示i城市t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BIGCITYix表示i城市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范围内中心城市的个数（其中x=100，200，300），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μ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μ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若β2的系数为正，表明小城市周围中心城市越多，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增强，若β2的系数为负，则表明小城市周围中心城市越多，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减弱，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对周边小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或“扩散效应”。“虹吸效应”使得中心城市凭借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优势，吸纳更多资源，使得小城市发展受限于资源禀赋的约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使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减弱。“扩散效应”会推动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向周边地区转移，中心城市可能会由于空间限制、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进行产业转移，向周围城市渗透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使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本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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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3-2013年中国2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提升，并且该影响具有普适性。
（2）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呈现出非线性动态递增趋势。也就是说，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较高的城市效用更强，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较低的城市效用相对较弱。
（3）城市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政策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数字经济促进东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强，与城市数字经济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非线性动态递增趋势相吻合。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进非“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强。数字经济促进中心城市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效用比促进小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的效用更强。
（4）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方式促进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