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是一篇国际金融论文，本文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网站和UIB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出了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12个细分的服务业的GVC地位指数，然后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现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双向FDI的中介效应。
0 绪论
0.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0.1.1 选题背景

国际金融论文怎么写

现代产业体系主要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构成，当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日趋成熟，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新兴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因此服务业成为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由2001年的4.22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39.10万亿元，实现了8.26倍的增长，中国更是凭借其自身的劳动优势和资源优势，其生产链迅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当中，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但是服务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服务贸易一直处在逆差当中，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信息通信、金融保险、专业科学技术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远远低于美国。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俄乌战争事件的影响，导致服务业全球价值链萎缩、甚至断裂。因此服务业亟需转型升级，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效降低国际形势恶化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文献当中探究GVC地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等因素，但鲜有人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已有文献研究当中，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会间接影响中国各企业的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利于企业出口（LingFeng，2016；KyleHandley，2017；刘晴、桂晶晶和程玲，2020），不利于企业投资及融资（饶品贵、岳衡和姜国华，2017），特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实际投资（GuanchunLiu，2019）。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无助于企业金融的发展（彭俞超、韩珣、李建军，2018），甚至致使企业的税负上升（DandanDang，2019）。但这些研究大多侧重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鲜有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忽略经济政策的波动会对价值链的攀升带来巨大挑战。鉴于此，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深入剖析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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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献综述
0.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解释，较早由Abel（1983）定义，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地概括和完善，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国家何时颁布政策，何时调整经济政策，以及如何实施政策的方式无法被经济主体确切地预知（Gulen H、Ion M，2015；李凤羽、杨墨竹，2015），从而对市场运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张喜艳、陈乐一，2019）。
目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主要分为两种，即单一指标测度和多指标测度。在单一指标方面，分别使用了股票回报波动（Leahy、Whited，1996）、选举事件（Julio，2012；余靖雯、郭凯明和龚六堂，2019）、财政政策不确定性(BiH，2013）、贸易关系变更（Pierce，2016；毛其淋，2020）等事件来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些文献中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使用的指标都比较单一，在测度上存在间断性、代表性低等缺陷，根本无法综合评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Baker（2016)基于报纸报道经济相关政策、不确定性、改革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构建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即多指标测度法，该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国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政策环境波动情况，近年来该指标被大多数学者采用（饶品贵，2017；许志伟，2019；张园园，2021），现已成为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主流方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经济后果主要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集中在贸易、投资、就业、税收等方面。许志伟和王文甫（2019）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后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产出、价格、消费以及投资均有负向作用，这与金雪军（2014）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税收方面；一个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越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的反向效应就会更加明显（陈德球、陈运森和董志勇，2016）；并且税收配额越高，这种影响就越强（DandanDang，2019））。近年来学者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逐渐集中到微观企业层面，主要包括公司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企业税收。一些学者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现金持有量越高（陈运森、董志勇，2016），从而将减少投资行为，此举不利于企业投资（饶品贵、岳衡和姜国华，2017），特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更显著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实际投资（GuanchunLiu，2019）。并且一些学者在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时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由于企业性质、行业竞争力、金融水平的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会因此变化（张园园、王竹泉和邵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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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1.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理论分析
国际分工开始后，每个国家都开始逐渐专注于一种商品生产的特定阶段，这就产生了国际垂直分工的现象，这样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能参与到世界贸易当中，这种垂直分工的现象也被广泛地贴上了标签：“分割价值链”、“外包”、“生产解体”、“碎片化”、“多阶段生产”和“产品内专业化”（Hummels，2001），这也就代表着对价值链的研究开始出现。关于价值链这一定义，后经过学者们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以及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最终提出了这一概念，即“全球价值链”是指当产品的设计、原材料提供、中间品生产与组装、成品销售、回收等所有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布局后，形成的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生产环节上，商品和服务附加值被不断地创造、累加，并通过该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动，由此形成产业分布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连接了各国的生产环节，国际分工形态逐渐转为价值链分工形式。商品的某一生产环节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分担。由于各国在分工环节上创造的附加值不同，则会使各国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处在价值链上游的国家获益丰厚，而处于末端的国家则只能得到微小利益，因此各国都在聚焦如何促使产业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Humphrey & Schmitz(2000)提出的四个层次的产业升级过程，是GVC分工模式下较为代表性的观点。这四种升级过程由低到高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服务业GVC升级，服务业可以通过采用新的工艺技术或者改进现有的工艺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或者是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自身质量和竞争力，或者是通过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等要素将生产环节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上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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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理论
1.2.1 实物期权理论
Myers于1977年提出金融期权理论，后来该理论逐渐演变为实物期权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强调市场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选择等待或者灵活决策。该理论主要内容是当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投资者会放弃当前投资，选择等到稳定的投资环境再进行投资。只有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下降，投资环境变好，当下的投资利益大于放弃未来投资的好处和当前投资成本之和时，理性的决策者就会选择当前投资。也就是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投资者盈利预期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是继续当前投资，还是放弃当前投资，选择等待新的投资机会，这延长了投资决策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企业家投资等待的成本，从而抑制了当前投资。
1.2.2 金融摩擦理论
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融资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为：一是外部融资溢价，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企业的融资外部性成本高于内部成本，由此产生外部融资溢价。二是抵押约束机制，某些情况下企业融资需要通过抵押才能获得资金，但抵押时产生的任何不利冲击都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当市场进入经济政策高度不确定时期，银行在放贷上会更加谨慎，提升贷款利率，导致投资成本上升，迫使企业家减少投资以应对风险。此外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各方都会收紧资产，则企业家抵押获得贷款的时间将会变长，此举则会影响企业经济的运行。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引起了投资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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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 18
3.1 研究设计 .............................. 18
3.1.1 模型设定 ................................. 18
3.1.2 变量选取 ................................ 19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29
4.1 研究结论 .............................. 29
4.2 政策建议 ..................................... 29
3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3.1.1 模型设定
通过上文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IFDI和OFDI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造成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是否能够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造成影响，还要考虑到影响服务业GVC的其他因素，故需要在实证中加入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0+????1????????????????????+????????+λ+ε （1）
式(1)中，下标i表示第i个行业，t表示第t年。GVC表示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epu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控制变量，包含服务业行业规模、人力资本、教育水平。λ，ε则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其他扰动项。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可知，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来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验证该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2014）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国际金融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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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网站和UIB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出了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12个细分的服务业的GVC地位指数，然后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现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建立面板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双向FDI的中介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一直处于波动的水平，但整体上处于上升的水平。2004-2007年EPU指数缓慢上升，2007-2008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使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加速上升。2008-2013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逐渐下降恢复平稳，2013-2018年却急剧上升，这可能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事件以及美国对华强硬的政治态度导致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急速上升。
第二，与美国相比，我国知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信息通信服务、专业科学技术活动，这表明中国与美国相比知识密集型产业还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劣势地位，即低附加值环节。
第三，EPU与GVC分工地位之间存在产业竞争力门槛值，在产业竞争力较低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GVC分工地位攀升具有抑制作用，产业竞争力跨越门槛值时，即在产业竞争力较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GVC分工地位攀升具有促进作用，这表明产业竞争力变强以后，产业可以有效避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