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决策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探讨——基于中国家庭追

本文是一篇创业管理论文，本文证明了选择创业能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但却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效应，结合工作-家庭冲突对创业决策与工作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可以初步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作为帮助创业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施策方向之一。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途径，创业对缓解就业形势、促进充分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在我国这片创新热土上，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根据《2019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至今我国新创设企业数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2016年的552.8万家增至2019年的739.1万家①，具体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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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创业者正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大多仍处在效率驱动阶段，较少有高新技术型创业。为此，国务院提出将对创业活动的扶持重点从“量”向“质”转变，以更好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促进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②。当前，我国正处在优化和改善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提高发展动能的关键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如何更好地利用创业活动带动就业创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已成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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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角色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简称CFPS），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创业决策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本文的研究意义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意义两个层次：
1.2.1 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了我国创业领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关于创业领域，虽然关于创业者的研究包含的细分主题已经较丰硕，并且关于创业决策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等问题近年来也获得了学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就创业对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学者对创业是否提升主观幸福感众说纷纭，暂未得到一致的定论。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思路，基于创业者个体效用这一新视角探究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得失，有助于丰富我国情境下创业相关研究。
其次，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我国创业环境，剖析创业者决策机制。本文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一方面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个体创业的检验，有利于帮助决策者准确把握并刺激劳动者创业动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者和政府了解当下创业者的生存状态，引起对创业活动及创业者的重视和理解，促使社会各方更加关注创业者。不仅如此，目前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整体层面，鲜有通过异质性分析对更多不同特性群体间的差异进行具体探究。本文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地域等群体的创业者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最后，本文还尝试探索学科融合，为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创业决策、个体主观幸福感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属于学科交叉内容，牵涉诸多学科融合和渗透，如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因此，对我国创业决策和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可以为这些学科的研究嵌入新的因素，也可以为不同领域带来有益的学术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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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
2.1 创业相关研究回顾
2.1.1 创业的定义
创业是一种复杂的多维活动，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创业”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暂未形成统一共识。
从机会识别的角度定义，Stevenson等人（1985）表示创业是洞察、捕捉机会的过程，与当下已拥有的资源无关[12]。Ropo和Hunt（1995）进一步完善，延长了创业过程的行为链，认为创业是在发现机会之后，进一步利用机会并产生动机追求机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3]。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创业结果，即创业主体在识别机会后通过不同方式或者途径利用创业机会，从而产生相应的价值[14]。
从创建组织的角度定义，Low 和MacMillan（1988）以及Schumpete（r1934）将创业定义为是创办建立新企业、新组织以及发展新业务[15][16]。Cole（1968）强调利益导向，将创业视为是发起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持续性商业活动[17]。Gartner（1993）注意到外部环境的作用，认为创业是在外部环境与组织的综合作用之下创新创立新企业[18]。
从创业过程的角度定义，Covin 和 Slevin（1991）关注到在创业的过程中，创业者投入时间，通过管理手段提高改善绩效，创造富有价值的新事物，最终能够实现金钱以及个人满足感双收获[19]。由此，创业不仅仅是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还有个人价值的实现。斯晓夫等人（2016）限制了创业是在资源缺乏的前提下，在商业机会识别后，通过有限资源的组织整合来提供各类产品或服务，创造价值[20]。张玉利等人（2016）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纳入创业环境因素，并且认为创业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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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回顾
2.2.1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原本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中，成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传统的研究中，幸福感被认为有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和心理幸福感；第二类是个体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前者的关注点聚焦于个体成长和发展、自我潜能的发挥上，后者则比较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就幸福感水平的衡量而言，陈刚和李树（2012）认为相比于前者，主观幸福感能更加完整合理地描述个体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状况，更能反映出个体亲身感受的幸福感水平，因此是更为恰当的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44]，该观点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
随着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日益重视和孜孜追求，经济学界也逐渐在经济学范式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探索中投入更多资源，“幸福经济学”由此诞生。作为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让人民感受到幸福是“国之大者”，我国对人民的主观幸福感极为重视。主流社会学家也均认可，主观幸福感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国家昌盛的终极目标是带给人民幸福，人民生活幸福也是一个国家繁荣与否的直观表现。而在学术研究上，大量学者们由最开始单一的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后来发展到将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变得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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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设计.................................... 18
3.1理论基础..................................... 18
3.1.1 自我决定理论........................ 18
3.1.2 角色理论..................... 19
第4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29
4.1 描述性统计.............................. 29
4.2 基准回归................................... 30
4.3 异质性分析.................................. 33
第5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2
5.1 研究结论.............................. 42
5.2 政策建议............................... 43
5.3 未来展望.............................. 44
第4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除了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外，还将样本分为创业人群和就业人群进行进一步分析，具体情况如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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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中的全样本可以看出，工作满意度上，全样本均值为3.607，位于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表明我国居民工作满意度普遍较好。结合分样本情况可以看出，创业人群的工作满意度高于就业人群，这可能表明创业人群更容易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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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在当前国际形势叠加新冠疫情双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创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创业决策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理解创业者内在需求，帮助决策者制定激发高质量创业活动的政策、切实提升创业者福祉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角色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创业相关数据对创业决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剖析我国创业群体的创业决策机制和路径。围绕上述内容，本文形成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总体来说，我国居民中，创业群体在收入、工作满意度、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有更优的表现。可以初步认为，我国的创业群体在居民总体中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创业环境良好。
第二，关于创业决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整体上而言，选择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同时降低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即创业对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和情绪平衡程度有积极影响，而对生活满意度则有消极影响。
第三，不同特征的群体创业决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性别、户口所在地、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这四个方面。其中，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选择创业更能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且并不会对生活满意度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创业会对城镇人群生活满意度和农村人群抑郁程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两者的工作满意度都有所提升；创业对不同受教育年限人群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接近，但低受教育年限创业人群更不容易抑郁；创业会使有配偶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下降，同时也降低抑郁程度。
参考文献（略）